情书
彪仔是试油队的合同工，20多岁的复员军人，父母家在阿瓦提农场；小梅是试油队生活组服务员，20出头的漂亮姑娘，来自三Ο团场。全队只有我们3个是新疆人，年龄相仿，所以关系格外地好，平日里也经常在一起玩儿。
彪仔性格内向，但却是个很仗义的人，虽然收入比我少很多，但喝酒、抽烟从来都和我抢着付钱。我也是在井队混的人，兄弟的事情我都会全力以赴。
有一天晚上，我俩喝酒。微醉的彪仔憋了半天，向我说了一个请求：他看上小梅了，但实在不好意思说出口，想写封信给她，但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写，让我帮忙写一下。
我就喜欢创造性的工作！再说，这是兄弟的事情，能不帮忙吗？我一口应承下来，借着醉意，只用了十几分钟，就写出了一篇浪漫的情书。
彪仔看了以后高兴极了，觉得一定可以“拿下”小梅！但还是“狗肉包子上不了台”——不好意思自己给她拿去。
那只好我去送信了！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到厨房把信交给了小梅，对她说：“看一看就知道了！”转身就走了。
中午在井场开会，没有回驻地。晚上吃完饭以后，小梅来找我，让我等一会儿到河边去，她先走了。我一看她羞涩的神态，就感觉：“情书起作用了，彪仔有希望！”
到了河边，小梅已经在那里等我了。
我首先发问：“怎么样？想了没有？”
“咋说呢……太突然了！”小梅低着头，左手使劲捏右手。
“还突然啥，我们一块玩这么长时间了。啥不知道，大家人都不错。而且家又不太远。”
“咋不远，你家在克拉玛依，我家在南疆。”
“啊？”我脑子“嗡”地一声，想起来了：我和彪仔只顾着得意自己的作品了，信上没有落款……
4年以后，在库尔勒偶然见到这个试油队的一个工程师，从他口中得知彪仔和小梅已经结婚、有了孩子，而且都不在井队干了。他们用在井队挣的钱，包了很多亩棉花地，听说日子过得不错。
祝你们幸福，往日的朋友！
塔克拉玛干
塔克拉玛干——“进去出不来”。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也曾臣服于它。
80年代中后期，中国石油人不但自己进去了，还让石油出来了！1994年，世界壮举——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像一把利剑，刺穿了这个死神的心脏。
我在1995年的深秋，进入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腹地。
车行至“中三点”（位于沙漠公路中间点的“塔中油田生活支撑点”），要换乘飞机飞往我要去的井队。
那是一架在美国大片中很熟悉的“双水獭”老旧军用运输机，可以乘坐16个人，面对面坐着，飞机巨大的轰鸣声让彼此任何聊天的想法全都打消。
约20分钟后，飞机降落在井场的“便携式”钢板跑道上。下飞机的第一眼，我看到的是地勤员在用胶水贴补被风吹烂的帆布制飞机外壳——心中陡然有了一种悲壮和压抑的感觉……
沙漠，我不是第一次接触，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就进入了古尔班通古特沙漠。但此沙漠非彼沙漠——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根本无法感受到那巨大的差距：古尔班通古特有草、有鸟、有大芸、有老鼠和狐狸，而且经常下雨；而塔克拉玛干，除了灰黄色的天空，就只有灰黄色的沙丘……
塔中的井虽然很深（大都在5000米以上），但相对于克拉玛依的深井，复杂层位少，难度不大；而且进入塔里木油田服务的井队，从管理、人员素质到设备都非常好。所以，从技术工作角度来说，我很轻松。每天除了写两份技术指令，到井场查看一下工况，几乎没有什么事。
于是弹吉它、唱歌，一个月之后，我把吉它给砸了——因为我发现，越唱心里越烦躁：别《恋恋风尘》了，我天天在风尘中。
于是我看天，太阳不是圆形的，阳光被漫天尘土散射得成了一张巨大的、正在燃烧的黄纸。
于是我爬沙丘，往上爬一步，向下滑三步。就用头去撞沙子，但倒霉的是，怎么撞都不够疼。
井队上有女人——3个在沙漠中呆了一年多的服务员。看着她们咸菜一样的面孔，很难让我相信她们的平均年龄不到22岁。
井上60多号人，除了工作，彼此没有什么多余的话。因为任何一句带有感情色彩的提问，就可能招致火暴的回应。
我羡慕泰森，他犯了罪，被判入狱，却还能赚钱、保释游乐。可我是来工作的，却感觉遭到了囚禁。
和大多数在塔中长期工作的人一样，那时的我也得了沙漠综合症……
那时，我经常想责问摄影家，为什么把塔克拉玛干沙漠拍摄得那么壮美——为什么要用特殊镜片，让天空湛蓝？为什么要用广角镜头，让沙漠壮阔？
那不是沙漠的真实面目！对于长期身在其中、充满人性的人来说，塔克拉玛干沙漠永远是魔窟！
我和小强
用绝处逢生形容我和小强的相遇，一点也不过分。
在塔中，我没有朋友，其他人也没有。每个人的脸都如同抹布般灰暗无形；每个人的语言都如同火药般暴烈。
所以，我不想和任何人说话，除非必须。
在塔中的第三个月开始，我每天吃一顿饭，因为我还不想死。吃饭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要走到餐厅、坐到座位上、等待服务员送饭、拿起筷子、把米饭里的沙子拣出来，还要往嘴里送。
我喜欢一个人到厨房后门附近溜达，因为那里的垃圾桶里有烂菜叶子———是绿色的！我甚至每天都能看到这幸福的绿色，我几乎很满足了！
好事还在后头———在垃圾桶里，我遇到了小强。
很奇怪，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居然能有一只老鼠，后来我想明白了，一定是井队搬家时带进来的。厨房里有吃有喝，所以它生存下来了，最幸运的是：它遇到了我。
小强不大，对我没有表示出恐惧。我轻柔地把它捧在手中，看它清纯的眼睛和灰黑光滑的皮毛。我掏出一只“红豆”牌香烟给它———男人之间的友谊，一般都是这样开始的。
它喜欢烟丝的味道，吃得津津有味。有科学杂志说，给小白鼠吸一定数量的烟，就会死亡，以此来告诫烟民“吸烟有害健康”。但自小强认识我以后，经常吃烟，一直到我离开沙漠，它不肯跟我走时，它都没有死。
小强搬到了我的房间，和我同住。在这里，没有人伤害它，它不必躲藏。
一开始，它对我的电脑电源线感兴趣，我和它商量了几次之后，它决定放弃。后来，它居然还让我给它洗澡了。
小强的牙齿长得很快，我找来了几支筷子，它很专一地只啃筷子，就不再破坏我的书籍和衣物了。
小强最快乐的事情是和我一起散步。当然，还是到垃圾桶附近，它似乎对垃圾桶里的食物比对我从餐厅里拿回来的更感兴趣。
当我不知不觉睡着的时候，小强永远在我的脖子下面依偎。
它除了不会尔谀我诈、不会破坏环境、不会制造工业垃圾之外，它的身上一样有智慧、真诚、善良、美丽……
禅说
我在厕所里发现了一本书：《禅——适意的人生》，不知道是谁的，我拿了回来。因为我带的书和能够找到的书基本已经被翻过好几遍了。
当我打开第一页的时候，就被一段话吸引——“切忌从他觅，迢迢与我疏，我今独自在，处处得逢渠，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应须这么会，方得契如如。”
这是一本关于智慧的书，叫做“禅”。我无法停止，用了一夜的时间，一口气把它读完了。
从这本书里我知道了，快乐和幸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任何客观情况和其他人都无法驾驭你。快乐和幸福完全是一种心的感悟，就在于你如何看待自己的生活。
是啊，我也曾为《平凡的世界》中孙少平那“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活得多么好啊！”的乐观而感慨；也曾为鲁滨逊独自在荒岛求生的勇气而折服。我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中，还是要比他们的境况好得多——起码不用为生存而发愁，应该满足了！
我之所以孤独寂寞，是因为内心的空虚和对环境悲观的态度。我要改变——
我开始尝试着去向他人微笑和主动打招呼。
“小陈，你今天的口红太漂亮了，真的！”
“于监督，我发现你最近气色变好了，偷喝了一点吧？”
“老吴，哪整的烟？味道真不错呀！给我拿一包！”
从这以后，我发现，其实沙漠中的天空也有纯净的时候，而且我还挺幸运的：现在是冬季，沙漠里基本没有风，这是沙漠中最好的季节。
我还发现，工人们也挺好的，我的笔丢在泥浆槽中，净化工马上去给我捞。
其实，我们的伙食很不错：冬季里，每天都能吃上绿色蔬菜和海鲜。
我还特占便宜：每人每个月发两箱苏打味儿的崂山矿泉水和三箱纯净水。很多人都喝不惯那种矿泉水，但我特别喜欢喝。他们就用两箱矿泉水换我一箱纯净水。
看绿树、踩街道、向美女投去欣赏的目光、与父亲争吵……这些都成了我入睡前美好的回忆和向往——我拥有过，而且几个月之后，我将继续拥有！
走出沙漠
在塔中沙漠里作业，井队搬家费用高昂，所以一般都采取原钻机试油的方式。钻井三个多月，试油需要一个多月。秋天进入沙漠，而现在已经是春天了。
不过，塔克拉玛干沙漠春天的信息很少，只有温度的升高和风沙的加剧。没有冰雪消融、没有大雁北飞、更没有绿色生机……
当最后一根油管下入井底时，我出发的提箱已经收拾好了——
在一个无风的早晨，我又坐上了“双水獭”。为了显示出自己的成熟和老练，我在工人面前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激动之情，但提箱子的胳膊随着内心涌动的狂潮一阵阵无力。
飞机在五个月前我到过的“中三点”降落，单位的车已经在等我了。司机师傅要吃了饭再出发，我恳求他马上走，不管到哪，只要出沙漠，想吃什么我请客。
车过肖塘，连绵的沙丘已经不见了，眼前呈现出宽而不阔的塔里木河和有一丝青色的胡杨。
我告诉司机要方便一下——
我颤抖的手打开了车门，一脚狠狠地踩在有草的沙土地上，连跑几步扑向了一株粗大的胡杨，抚摸着它干裂粗糙的树皮，两行热泪无法抑制地滚落下来。
我不是一个脆弱的人，但的确对生活有着追求和向往，虽然这种追求和向往并不一定十分美好，但却宝贵。
这一刻，我感觉很幸福：马上就可以看到车水马龙、听见乌鸦嘶叫、看见脸色正常的姑娘，甚至还可以给父亲打电话。
司机目睹了我“丢人”的举动，他叹了口气，点了一支烟等我。我上车后，他说：“小刘，路上的事情我安排。你不要管了！”
晚上到了库尔勒，吃完饭他带我去了一个巨大的花卉温室，告诉我：“我在外面等着，看够了出来找我。”
第二天，司机一脚油门跑了800公里，直接把我送回了克拉玛依。父亲见到我的第一句话是：“你的脸怎么是灰色的？”
这天夜里，我睡着了，但是睡得很累——梦境不断：灰黄色的沙丘上，流淌着褐色的泥浆，井架上的防雾灯在风中摇摆，小强拖着长尾巴在向我呲牙微笑……
牙哈之恋
牙哈乡位于库车县境内，牙哈7井位于牙哈乡境内。
这是一口难度比较大的探井，由于我在塔中井上和试油井上的优良表现，经理陈平贵放开手让我这个不到24岁的年轻人“整一把”了。
我替换已在这个井上工作3个月的韩川印工程师。工作交接完毕之后，望着车尾卷起的烟尘，我一时间豪情满怀：牙哈7井地质情况复杂，有近800米的煤层需要穿越，有可能垮塌、井漏、卡钻，钻井工程对泥浆技术的要求比较高。但我有信心战胜这些困难。
事先，我详细阅读了该井的设计书，并认真地向公司的“大拿”熊雄请教过，心里还是有点底的。
这口井使用的是“正电胶泥浆体系”，对于塔指来说，是新体系。可是我早在1993年打拐3井的时候，就已经在张育慈（新疆石油局钻探处主任工程师）、李文林（钻井技术服务公司副经理）和师傅谢远灿的指导下，成功地使用过了。
钻井监督张立春是从华北油田借聘到塔指的，一开始，他对我这个年轻娃娃不放心——一天几次地检查泥浆性能和返出钻屑。一段时间以后，发现我把泥浆搞得“行云流水”。就开玩笑地叫我“老刘”，我心里很有成就感。
当一次全队人都担心的起下钻直接到底、连一米都没有“划眼”的时候，我兴奋异常，突然有了写诗的冲动——
那天，12月份的南疆下起了小雨，我站在高架配液罐上，胸中充满了对钻井技术工作的自豪，随即口占一律——
潇潇冬雨意未识，风疾草劲又几支。庶子且闻白丁语，燕雀安了鸿鹄志。冰封瀚海融春日，夜笼苍穹怯晨时。望尔迫上重霄九，倾报丈夫誓勿迟。
一天，生活组服务员李莹来找我，问我有没有书，想借去看看。我随手给她拿了一本《围城》。她一下笑了起来：“你讽刺我呀！借书是开始谈恋爱的一种手段，就是钱钟书说的，呵呵……”
“嗯？这么大方，懂的好象也不少？”我心里在揣测。
就这样，我们的交往多了起来，原来她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毕业生，因为是家里唯一的孩子，又是女孩儿，所以在父母的要求下回到了轮台县，在县政府机关实习，轮台也成立了钻井现场生活服务公司，她被派到井上当服务员。
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给你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要么是玫瑰，要么是肥皂泡，或者是肥皂泡中的玫瑰。
和大多数70年代出生的人一样，我们的骨子里还是传统而保守的，虽然彼此没有点破什么，但都在考虑实际情况——我在克拉玛依，她在轮台。我不可能到轮台，也没有本事把她调到克拉玛依。
在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妻子略含醋意地问我：“是不是特遗憾呀？”
其实，美好的事物，往往就“美”在能有回忆，“好”在未曾拥有，真的谈不上遗憾。现在，我有了贤惠的妻子、可爱的女儿，也祝福李莹能生活得幸福！
一泡尿的缘故
前不久，在《克拉玛依日报》上看到一篇文章，说一个教授在“文革”中，因为内急，将会议发言中后半部分批评“文革”的话咽回了肚子，结果躲过了一场浩劫。
类似的经历我也有过———
塔里木勘探开发指挥部从创建开始，就执行“两新两高”管理模式，对作业队伍有铁一般的纪律。其中有一条就是：作业队在施工现场绝对不允许饮酒。
要过年了，井队上几十名远离家乡的人更加思念亲人。钻井监督、地质监督和井队平台经理一合计，决定让大家“高兴一次”———大年三十晚上“小喝一点”，就算过年。
都知道钻井工人辛苦，但这种辛苦，不是局外人想象的那种“战严寒、斗酷暑”。身体的辛苦，对于钻井工人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儿，并不觉得苦，真正使钻井工人痛苦的是长期过不上作为社会人的正常生活。
钻井工人买东西出手都大方，并不是因为他们收入有多高，而是在那短暂的与商业文明交流的过程中，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快乐，他们要享受这种快乐；钻井工人说话都豪放，那是因为在短暂的不谈论钻头、进尺的时间里，他们很新奇，他们想探究这种新奇。
在监督和平台经理“明知故犯”的带领下，大年三十晚上，全队分班聚餐———生产班在餐厅；井队大班在电视房；地质录井队和生活组在电工房；钻井监督、地质监督、平台经理和我在监督房。
大家谈笑风生、开怀畅饮，交错着在几个房间敬酒，享受着在城市中稀松平常、但在井队上却非常难得的正常人的生活。
我是个不胜酒力的人，但也被这热闹而亲切的气氛所感染，主动要求喝酒，“啤辣红”（啤酒、白酒、红酒）全上！
我喝得太多了，就想上厕所。就在我跑到小便池旁“减体重”的时候，从厕所上方的窗户我看见了两辆“牛头”车停在了我们沙漠野营房门前。
车灯开着，我清楚地看见，车门打开后，跑下来几个白净脸、穿着干净工作服、胳膊下夹着文件夹的人———“领导来检查了！”我一个激灵，后半泡尿也憋了回去。
他们直接进了“小过道”（钻井现场生活基地监督、平台经理、泥浆工程师住的地方），我想报告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厕所在“大过道”（钻井工、生活组住的地方）尽头，跑到监督房，不但比领导们晚，而且自己也要搭进去。
在厕所里，我祈祷两件事：一是领导手下留情，不要把监督、平台经理和工人们惩罚得太严厉了；二是监督和平台经理千万别把我“卖”了！
大约15分钟之后，车走了。当我走出厕所的时候，全过道都是工人们骂娘的声音；冲进监督房，看见两名监督和平台经理木然地坐在椅子上，只有桌上的火锅孤独地“咕嘟”着……
第二天上午，新派来的钻井监督和地质监督来替换我的“年三十酒友”———他们“下课”了！钻井队也受到了严厉的经济处罚。
监督们和平台经理真是仗义，只是说我去物资站选材料，还没有回来。
因为一泡尿的缘故，我逃过了惩罚；因为一泡尿的缘故，我也背上了心债———有制不遵，等同于有业不敬！
我的兄弟郭军
父母没有给我生过兄弟，但我有一个兄弟——郭军。
我们在同一个世界对话的时间恰好是10年，1992年7月15日相识，2001年7月15日永别——7月31日，在伊朗工作过程中，他死了。
十四年前，在盆参四井的井场值班房见到他之后，我就认定这个和我同样难看的家伙将是我一生的兄弟，因为我们的长相太“互补”了——我下巴太长，而他下巴太短；我太能说，而他只知道干活。我们又是那么的相似——看见谁欺负人，总要找碴儿把他收拾一顿；该干的工作，没有完成，就不想下班。
郭军是苦命的孩子。刚出月子，母亲就去世了，在农垦团场种地的父亲无力拉扯一大群孩子，只好把他送给了家在克拉玛依的姨妈。
姨夫是普通工人，姨妈是家属，也已经有3个孩子了。所以小学、初中成绩都不错的郭军自己要求上技校——能早点工作、挣钱。
我们原来有一个共同的朋友，因家在外地，我母亲把他当作自己的儿子看待，但听说我母亲去世的消息之后，就再也不和我往来了。
郭军背着我从肉体、精神和人际关系上折磨他，直到逼得他调走为止。
1994年，我们俩在去乌鲁木齐的班车上突发奇想：用仅有的1800元钱去内地旅游一趟。
在黄山，郭军找到了8元钱一晚的标准间；在南京，长途汽车站候车室里最凉快的长椅被他霸占着，就为了让腹泻得快虚脱的我能有一个躺着的地方；在火车上，管钱的他只花5元钱给我买了一份盒饭，并说自己不饿。但在小站停车时，他躲在站台的角落往嘴里塞5角钱两个的烧饼；在郑州，他去火车站倒火车票，挣出了回程的路费，却差点被“票贩子黑帮”抓住暴打。
郭军不是先进人物，也没有什么闪光点。但他对朋友的真诚，让我永生不能忘记。他的养父母有孩子，不必我去照顾，但逢年过节，我总要去看看，他们知道，我是代替他们的小儿子去的。
郭军平生只给我写过一封信，不过没有寄出——在从德黑兰往沙特返回的途中，汽车从桥上翻到十几米深的干河床里……
我去小西湖给郭军上坟的时候，从来不带香，而是用“555”牌香烟，这是他最喜欢抽、但又舍不得买的。点燃四支，三支插在他的坟头，我自己也抽一支。因为郭军说过，兄弟之间，有东西一定要分享。
第一次车祸
1996年3月31日，我走到了生命的一个岔路口，几乎游离出肉体的灵魂在徘徊了几天之后，还是选择了回归。于是，我见到了24岁以后的太阳……
车已过干沟，向着库尔勒方向急驰前进。这辆“五十铃”客货车里坐着5个现场工程师，我和程军在前排。
路况太好了——刚刚修过的路面宽阔而平坦。我们车的前面，也有一辆速度必须很快的卡车——车身四周围着红幅标语——“阿图什地震灾区救灾物资”。
小车毕竟不能长时间被大车压着跑，我们的司机选择了超车。
这时，坐在后座的熊雄伸手给我递来一根烟，我拒绝了他的打火机，而是按了一下车面板上的点火器。
猛然间，车像被什么东西从后面拽了一下，我的头朝着挡风玻璃直直冲去，我本能地用胳膊撑住身前的面板，车身又剧烈地晃动了两下，向左侧冲过去……
无边的黑暗中有无数的流星迎面向我扑来，像是从很高的空中往下坠，下坠，我在努力地寻找陆地……
我睁开了眼睛，异常清醒——我们遭遇了车祸。这时，我看见我们的车在离我很远的地方仰面躺着，几个轮子还在转动；有三个人在离我不远处趴着，一动不动；我想喊，但嘴巴和喉咙里全都是泥沙。
我先是努力地呼吸了几下：胸腔没有疼痛感，呼吸正常；我又用手从头往下摸，脸上全是混合着血水的泥沙，不疼；上衣破了，但身上不疼，应该没有伤口；于是，我想坐起身摸下肢，一阵撕心裂肺的剧痛让我昏了过去……
再次醒来时，我觉得有很多人在搬动我的身体，几个声音在我耳边急切地交谈：“腰变形了，骨折了，小心点”、“平托、平托”……
我知道自己躺在了一辆小车的后座上，我听到了自己的嘶嚎。一个声音对我说：“坚持一下，就快到了！”
第三次醒来时，我看到周围的一切都是白色的——白墙、白窗帘、白被褥、一群穿白大褂的人。
“到医院了！”我心中有了一丝喜悦。
“我没有死、我没有死……”我在努力地向医生说，因为他们有人说我没有血压了，还有一个医生在用手电筒照我的瞳孔。
我能活下去，我坚信!但我的后半生将怎么生活——拄拐杖？坐轮椅？还是就这样躺着在窗前看日出日落？
对着西边的太阳，我莫名地笑了……
这是马兰军事基地的军区医院，离我们出车祸的地方只有不到10公里，我们出车祸时，后面刚好有一辆巴州的警车。是警察和解放军把我救了——我真的很幸运！
公司经理陈平贵当夜就赶到了马兰。看到我痛苦但能和他神志清醒地对话，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车祸是这样发生的：拉运抗震救灾物资的卡车前面有一辆自行车在路边走。就在我们的车准备超卡车时，不知为什么，那自行车突然往路中间拐了一下，卡车司机本能地向左打了一把方向盘，我们的司机用刹车和向左打方向的避险方式躲过了更可怕的撞车，但我们的车高速翻下了近两米高的路基，我和其他三人被抛出车外。
车上五人中，除了司机，其他人都不同程度地受伤了，我伤得最重——因为腰部撞开了已经被锁死的车门，髋骨和盆骨多发性骨折。
因剧痛而嚎叫不止的我，使全楼道的解放军伤病员无法休息。同病房的一位小战士说他向爷爷学过中医推拿，给我揉捏背部的穴位，疼痛真减轻了很多，我睡着了。
但当我一觉醒来时，陪护人员告诉我，小战士20分钟前突然停止了呼吸和心跳，去世了。
我在马兰医院住了三天，钻井公司把一辆面包车改装成了比救护车还舒适的“长途伤员运送车”，接我回白碱滩医院，随车来了一名外科医生和一名护士。
接下来的三个月，我是在白碱滩医院度过的。因为公司人手太少，无法派出长期陪护人员，经理就找了一名在白碱滩打工的农民工为我的全天候陪护。
他叫李文泉，与其说他是我的陪护，不如说他是帮助我走上写作之路的启蒙老师——
随着伤情慢慢好转，他的陪护工作强度慢慢减轻了。他有时间就趴在床头柜上写东西——一部长篇儿童小说。他每写完一章，我就做他的第一个读者。他告诉我冬娃子的原型就是他自己，冬娃子所经历的引人入胜的故事，就是他小时侯在山坡放牛时的幻想：在山洞中发现了一条千年巨蟒，并且随着巨蟒的指引，找到了另外一个奇异的世界……
当我能站起来用拐杖慢慢走路的时候，他的初稿完成了。他让我帮着给小说起个名字。我想了半天，说就叫《龙回首山历险记》吧！
两年后，我准备上井的前一天，接到了他从四川老家打来的电话，他说小说发表在了一个少年文学杂志上，连载的。
我最终没有看见这本杂志。在病床上，在笔耕不辍的李文泉身边，我想了很多——
人无法把握自己生命的数量，意外随时可能发生。所以，在能够呼吸和思想的状态下，一定要把握住生命的质量——多做一点能让自己和他人快乐的事情。至于获得，可能精神的比物质的更有价值。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做了很多旁人无法理解的事情：不拿工资去学俄语，不是为了去国外挣高收入，只想看看别人如何生活；花近万元买辆自行车，就是为了体验大自然的美好；放弃高收入的科研技术工作，而当一名清贫的记者……
但我得到了快乐！
鲜花盛开的村庄
阿克苏地区拜城县有一个偏僻的小镇，叫“大宛齐”。从只有一条勉强叫街道的镇子往西北方向的山麓走25公里有一个乡村，由于是在山沟中，让我们第一次进入时，都有一种见到桃花源的感觉——一条小河从村边潺潺流过，绿树成荫、鲜花盛开、牛羊满坡、飞鸟翔集。这里没有柏油路、没有电，人们用胡杨木做的饭碗和勺子吃饭，他们唯一使用的家用电器就是手电筒。
在它旁边，就是塔里木石油勘探开发指挥部的一个新探区，我们将在这里打下一批浅层探井。
完全不懂汉语的维吾尔老乡们都好奇地围在井场周围看高高的井架和日夜轰鸣的柴油机；而钻工们对近在咫尺的羊、石榴和满天飞翔的鸽子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当地老百姓非常淳朴，他们没有见过红色和橘黄色的工作服，更是羡慕每个钻井工人都有几双不怕泥水和油污的靴子。
于是，几万年前原始商品交换的场景重新展现在20世纪末期的西域大地——
一双四成新的旧靴子换一只大羊，而且老乡负责杀好、收拾干净；一副新劳动布手套换两只鸽子；如果拿出一套红色的新工作服，那么，村子里的所有植物和动物，几乎都可以让你随便挑拣。
在这里，各个生活服务组可真像进了天堂一样：除了米面油盐，几乎不花什么钱了。几个化工材料的包装袋就能换取三五畦韭菜；两截废旧棕绳能让老乡拎来一篮子绿色鸡蛋……
这种完全双方自愿的商品交易，还是让领导和部分职工有了别样的感受——对老乡太不公平了。
生产会上，探区和各钻井队领导要求：为了减少运输等方面的开支，可以从老乡处购买所需物品，但必须付人民币，不许用任何废旧物品进行交换。
市场经济，是应该自发形成的；但要做到公平交易，其前提是交易双方有对等或基本对等的物质生产水平。否则，落后的一方必然被损害其根本利益。
为什么世界上的原料输出国基本都是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清朝中期中国对西方的强大贸易顺差导致了西方国家的不甘心，进而卑鄙地使用了鸦片？为什么现在党中央国务院提出要构建“创新型国家”？
尼采说，存在就是合理。这种论调，以前被我奉若真理。但对宇宙变幻中只存在一瞬间的人类来说，是缺乏人文精神和人性内涵的。
让世界充满爱。爱绝对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美丽的和谐！
枪决
1997年初，我被调到钻井工艺研究院工作。单位变了，但工作性质基本没变，除了参与或承担科研课题外，主要工作还是进行钻井现场技术服务。
报到后不久，主任就安排我上西四井——准噶尔盆地南缘地区的一口重点预探井。
这口井离乌苏县城很近，步行不到40分钟就可以在街边买雪糕吃了。但给我交班的工程师马世昌告诉我：“看到井场旁边那个大下坡了吗？那下面就是刑场。乌苏、奎屯等地枪决死刑犯就在那里进行。”
在紧张的现场工作之余，童心未泯的我对那里应该发生的事情产生了一种期待……
五月的一天傍晚，我和张蔚在乌苏县城闲逛，看到街边告示栏中张贴了一则通告：XX日对一名强奸杀人犯进行公判大会。
我估计，离看枪毙犯人的日子不远了。果然，一段时间之后的一个上午，从远处的砂石路驶来几辆警车和没有玻璃的面包车。后面还有一些人骑着摩托车尾随而来，都向着刑场飞奔而去。我赶紧也往那个方向跑去。
警察已经在刑场周围拉起了警戒线，闲杂人等一律不许入内。车队停到一块平坦的地方，半天没有人下来。我和一名负责警戒的警察聊了起来——
今天要枪毙的这名犯人是外来务工人员，因为奸杀同乡的一名不到14岁的幼女而被处以极刑。他自己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也不提起上诉。
昨天晚上，监狱给犯人做了一盘大盘鸡，喝了点酒；给他买了一双新布鞋——穿新鞋好上路，来生重新做人。
他的情绪还挺稳定的，说自己喝醉了一时糊涂，残害了小女孩，罪有应得。家里没有什么亲人了，也不挂记什么。只是要求想给小女孩的父母磕头谢罪。警察说这个要求可以转告，但是不要见面了，否则对双方都不好。
几辆车的车门同时打开。大约十来个戴着黑墨镜、白口罩的武警井然有序地押着（准确地说是搀扶）一个中等个头、身体结实的20多岁的小伙子下了车，那小伙子赤脚穿着崭新的布鞋。
由于距离有点远，我听不清楚几个警察在宣读什么。之后，有一个年龄大一些的警察有些亲切地拍了拍犯人的肩膀，说了句什么，小伙子点了点头。
本来，我是带着好奇心想看看这一场景的。但那一刻，我转过了头，一股莫名的悲怆感涌上心头——
“人的一生应当是这样度过的：当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奋斗！”
保尔的话，是很高的目标，一般人也许做不到。但不能让自己的生命因罪恶而终结……“珍重”这个词，好好体味是有无限内涵的。请一定要珍重，珍重你的、别人的、全人类的一切美好事物。
我头也不回地往井场走去，枪声响了……
买汤圆
1998年的春节到了，这是我参加工作6年来在井队上过的第五个春节。
半年前，单位分来了一个江汉石油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小夏——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他比较内向，不爱说话，但工作很认真、踏实。
大年三十晚上，全队会餐。小夏坐了一会，说瞌睡了，就先走了。我看完了春节联欢晚会，回到房间，却发现小夏正趴在床上哭。
他是第一次在家以外的地方过春节。“每逢佳节倍思亲”，伤感是难免的。我第一次在井队过春节时，心里也不是滋味儿，他的心情我能理解。
夜里，我们聊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一早，我从食堂打来了元宵，叫小夏一起吃。小夏一看元宵，说：“这么大？”然后咬了一口：“里面还有馅呀？”
他的惊奇让我更惊奇。小夏一说情况，我才知道，原来他家乡春节吃的“汤圆”是一种用糯米粉捏成的如黄豆般大小的节日食品，里面不包馅儿。
“从荆楚大地来到西北戈壁，第一次在离家万里之遥的戈壁滩上过春节，咱新疆人怎么也要尽点地主之宜吧！”我决定去乌苏给小夏买这种“汤圆”。
我告诉他，两个小时以后，准保让他吃上“九头鸟汤圆”。我穿上棉衣出门了，没有走砂石路，而是走戈壁滩，因为这样能少走很多路。
天山北麓的降雪量很大，旷野里早已“山舞银蛇，原驰蜡象”了，我踏着没过小腿的积雪努力向前走。
突然，我从平整的雪面上陷了下去——因为雪后刮过风，一个大坑被积雪填平了，根本看不出来。
还好，坑并不深，加上自己个子高，陷到肚子处，我的脚就踩到底了，费了点劲儿，爬了出来。
到了乌苏县城，似乎看不到太浓的节日气氛，商店几乎都关门了。我只好挨家挨户地敲门。
这种新疆人很少吃的东西，小商店一般都没有。找到第七家商店时，老板说有几包，不过好像快过期了。
我看了看生产日期，还有一个星期过期。“管它呢！能不能吃是次要的，关键是要这个‘念想儿’！”
我打了个“的”，很快回到营房。看着小夏吃下了这快过期的“汤圆”，我开心地笑了。
吸毒
吐北一井——天山山脉深处的一口6200多米的深探井。我工作6年来第一次进入深山打井。
野花满山，岩羊成群。钻井人工作虽然辛苦，但也能享受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原始美丽。
一天，一位哈萨克放羊青年来到了井场旁边，很拘谨地先用话语、后用手语问我要清真食物吃——我的长相被他误认为是少数民族了。
方圆十几公里没有人烟，我料定他离家已经许多天了。“要善待出门的人”，40多个月的野外生活，让我莫名地对离家的人有一种亲近感。
我从食堂要来面粉，和他一起在山坡上打馕。在烤馕的时候，我给他抽烟。他顺手从地上揪了几条干枯的针状草叶，折断，里面有一些黄色的粉末。他把黄色粉末混进烟丝中，点燃抽了起来。
我觉得有趣，也学着他的样子抽了起来。
“除了稍微有点呛，没有什么特别的嘛！”我向他摇摇头，表示不理解。他给我比划着：牙疼、骨头疼吃这个粉末，就不疼了。
“那肯定是一种中药了！”我这样理解。
随后的几天，我一抽烟，就有意地加这种粉末——没有别的想法，就是觉得好玩儿。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的饭量变大了，中午也不想午休了，而且烟瘾也增大了，如果不加这种粉末，好象烟就不那么香了。
猛地，我想到了一个问题：致人上瘾的毒品都有止痛、提神、增加食欲的功能。这是不是一种毒品？
我浑身一激灵，立刻取了一点样品去问队医。队医是学西医的，不太认识。但通过查阅资料，基本确定这种植物叫“麻黄草”，是制造药品的一种原料，据说也可以用来制造冰毒，在新疆的很多地方都生长着。
“我会不会已经上瘾了？”我紧张地问他。“放心吧，植物中的有效成分很低，你吸这几天，不会有大问题的，但千万别继续了！”他宽慰着我。
麻黄草，是毒品还是药品？
物质本无好坏之分，全在于使用它的人——
麻将无错，赌钱就不对了；网络无错，沉迷就不对了；汽车无错，违章就不对了；生命无错，不珍惜就不对了。
钻井工程师做编辑
俗话说，缜于难而忽于易。
吐北一井是我打过的难度最大的一口井，泥浆密度高达2.42，但我承接了周天辉工程师配制好的井浆，精心地维护着。比石头还要重的液体，既不粘稠，也不沉淀，在泥浆槽中翻着漂亮的浪花，将6200多米深的小井眼保护得非常妥贴。
塔指领导来检查工作的时候，都对新疆石油局钻井工艺研究院的高难度泥浆技术赞不绝口。
这么难的技术工作，因为精心调配，居然让我很轻松。闲暇的时候，我就去附近的山里转转，看呱呱鸡求爱，看野兔被狐狸追逐。这时的我，已经不会再去残害野生动物，因为它们和人类一样，也是大自然的孩子。
在深山中打井，特想看书。值班车司机回来的时候，会捎回不少过期的报纸和杂志。我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把报纸上精彩的文章摘下来，编成一个册子。那看起来多爽！
我把这个想法和地质录井队的同事一说，他们也很有兴趣，而且七嘴八舌地提了很多建议。
我负责各个主题的确定、文章的选择和修改、拟各个部分的标题、选择插图，他们负责输入、打印和装订。
现在回想起来，那是1998年，也就是我当记者前的8年。那时，我就已经在干“总编”、“责任编辑”和“美术编辑”的活儿了！
钻井现场工作枯燥乏味，我决定第一部分摘录笑话，起名为“轻松之旅”，配了一幅枝条上的树叶的插图，从《家庭生活指南》、《青年博览》、《文摘报》等杂志、报纸上选了几十篇幽默故事。
“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所谓幸福，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并安于这个限度。”这句话把我打动了，所以，我决定设一个“心海直航”版块，摘录了很多关于思想、心灵和人生方面的散文、诗歌。我把从《读者》、《新晨》、《中国青年报》等一些杂志、报纸上摘录的文章进行节选、拼接，凑成了这方面的内容。
当时，我虽然没有结婚，但还是开设了“漫步婚姻”这个栏目。抱着“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的心态，凑了一部分文章，算是送给自己未来的礼物。
最让自己佩服自己的是，当全国人民还没有关注“***”问题的时候，我已经在深山中注意到了，在“茶余饭后”这个版块中，选择了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分子聚财有“道儿”》。当了记者之后，我才知道，这体现了自己当时的“新闻敏感性”和“预判性”。
给杂志起个什么名字呢？大家集思广益——《文苑》、《荟萃》、《井队之友》……最后，我确定为《百家饭》。因为这本杂志是从很多杂志报纸上摘录的，这些摘录的文章是远离尘世的钻井工人的精神食粮。
我们把A4纸对折，用地质录井队的彩色针式打印机印了6份，我和他们每人一份。谁料到，自己还没有欣赏够呢，就被井队工人们发现，都给抢跑了。
我们只好第二次“印刷”，这次印了30多份，每个生产班都有四五份。
工人们还是觉得不过瘾，要求我们编第二期、第三期。当第三期编完之后，李爱军工程师来换我的班了。
8年了，我一直保存着这本《百家饭》。难道真的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在召唤我，召唤我以后成了一名真正的记者和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