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焕华（克拉玛依区汇福小区）
一
穷人家的孩子记事早。我最早能记得三岁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虽然大部分事情都记得比较模糊，但有些片段仍记得十分清晰。
那时父母亲刚刚与大伯、二伯分家单过，叔叔还小，跟着爷爷奶奶住老屋，分出来的三家自己找地方住。于是我们一家三口寄住在了村里一户张姓人家的两间矮房里。
每到傍晚太阳落山的时候，村里村外就热闹了起来，大人们吆吆喝喝牵着耕牛赶着猪羊陆续收工回家，孩子们来回跑着、闹着，鸡鸣狗吠，炊烟缭绕，百十来户的小山村迎来了一天当中最喧闹的时刻。做好晚饭的母亲牵着我的小手走出家门，来到胡同口等着收工回家的父亲。父亲往往比别的生产队社员回家要晚，因为收工后父亲总会在田野中打一捆烧饭的柴草回来。白手起家，父亲只有流淌更多汗水，我们才能不再寄人篱下。
一年后，大妹出生了，我们一家四口终于搬进了父亲亲手盖起来的三间草房。低矮的草房内空空荡荡，只有两件家具：一件是分家时分到的一张四腿供桌，一件是能装四碗面条的木制饭盒。之后，在那盘全家唯一的土坑上，我的二妹、弟弟、三妹等相继出生，这时我已经在村里上小学三年级了。
生下我们姊妹五个的母亲，在生我的时候正赶上1962年的全国大饥荒，母亲没有奶水，还落下了“月子病”，经常腰痛，难以下地干活，一直作为家庭妇女操持家中的一切。母亲偶尔也会到地里帮父亲干点活，但终因腰痛干不了多少。直至今日，每次见到母亲，我都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上拖累了母亲而深感愧疚。
我是吃着杂粮面加糖精做成的稀饭长大的。由于营养不足，一岁以前抽了几次风，差点要了小命。当我能吃东西了，就和红薯结下了不解之缘。一年四季红薯蛋、红薯干、红薯面，大人们吃得常犯胃病，老吐酸水，而我们这些小孩子，一个个露着高高的“鸡胸”，挺着鼓鼓的小肚子。孩子们虽然身上没肉，肚子里却老长蛔虫，一年要吃三四次打蛔虫用的“宝塔”型糖药。小时候糖块是孩子们的向往，也不贵，一分钱一块，虽然只是普通的水果糖，但没有几家的孩子平时能够吃得上。打蛔虫用的“宝塔”糖甜是甜，却甜中带酸，而且必须清早空腹一口气吞吃完，然后两天不能沾任何油腥。所以同样是糖，但小时候的我们一提起“宝塔”糖，个个头大。
在随后的十年里，我的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相继出生。全家就靠父亲一个人在生产队里当社员挣工分，而且还要缴纳“养老份”，家里每多一张嘴，父亲身上的担子就要加重一份，等老三出生的时候，家里开始“超支”了，也就是靠父亲一个人挣的工分已经养不了全家了。感谢那时的社会制度，人民公社对我们这个“三代贫农”家庭给予了很多照顾，每到年底，我家总能全额减免口粮的超支部分。为了补贴家用，父亲总是起早贪黑地拼命干活，那时能够用来换钱的唯一办法是打柴草，卖给生产队里的砖厂烧砖，其次是用鸡蛋到供销社换些食盐、肥皂之类的生活用品。父亲每次清早将一捆柴背回家时，太阳才刚刚出来。
那时家庭禽畜圈养都有规定，火柴、煤油限量供应，买棉用棉票，买布用布票，买饼干要用粮票。过年时，生产队里杀两口猪，每家每户按人口分肉，每家也就是一两公斤。猪头、猪脚及下水之类一律进行劈分，然后由社员抓阄，谁运气好谁抓上，一家子可以过个开心年。
二
现在的女人生孩子，是家庭当中“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在那个年代却是平常事。那时提倡人多力量大，鼓励多生育，生得越多，国家照顾越多。村里及邻村生“八个儿子”“九个闺女”的很常见，被认为是命好，“八只老虎九只凤”，让人羡慕。因此，村里的妇女生完头胎后，往往都是马不停蹄，一个接一个地生，生孩子像是地里普通的农活一样，没人认为是件大事，顶多给邻里家送碗“喜面”（点了香油的宽面），而邻里家回送的是三五个鸡蛋。
我印象最深的是村里一位妇女在第六个孩子快要出生时，打发家里的大孩子去叫村里的接生婆。接生婆因为在地里干活，来得稍微晚了一点，进了产妇家的院门，见产妇正一个人在石磨上推磨磨豆腐，连忙问：“孩子不是要出生了吗？”产妇一脸得意：“生了，还是个儿子！”“在哪里？”“在炕上！”接生婆连忙奔入屋内，果然见一个刚生下的胖小子在炕头酣睡！类似这样的事在农村都不是稀罕事，很少有人能正儿八经地“坐月子”，更谈不上补这补那。我的母亲生下老五时，才吃上了一只父亲亲手炖的老母鸡，为了母亲能尽情享用这迟到了十来年的鸡肉鸡汤，父亲把我们兄妹四个全赶出了房子，关上了院门，我们唯一能和母亲分享的是弥漫在空气中那馋人的肉香……
春节是儿时的一种向往和幸福。每到春节，无论家里怎样贫穷，父母都会想方设法为我和弟妹们每人添一身新衣，有时候会购买廉价手工棉布染成蓝色，给我们做新衣服，所有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缝制。大年三十的晚上，我们把自己的新衣放在身边，躺在炕上半天睡不着觉，特别兴奋。迷糊到天快亮时，大人们已把饺子下好，于是赶紧穿上新衣，吃完饺子，然后出门和同伴们一起成群结队地赶在天亮前挨家挨户磕头拜年。每拜一家，女孩子手里就多了块水果糖，男孩子手里便多了几个小爆仗。一年当中，大年初一的饺子吃得最饱，一是因为不会有限制，更重要的是因为母亲在包饺子时按家里的人口数包进了几个一分两分的硬币，谁最先吃到，谁吃到得最多，标志着新的一年当中谁的口福最多。
但是，在那个年代，大人们最怕过春节，所谓“过年关”。那时家家户户虽然没有太大的贫富差距，但还是有差别。有的人家平时“口粮”都要节省着吃，何况要想把年过得像个样儿，就得买这买那，都得花钱。小时候我常常纳闷，为什么父亲吃饭前都要紧一紧腰带呢？后来我明白了，那是父亲刻意不让自己吃多。为了过年，农村家家户户在年初都要抓一头小猪养着，一方面是积肥挣工分，最重要的是到年底小猪养成大猪，可以卖钱过个像样的春节。可是，那时人都吃不饱肚子，哪有粮食喂猪呢？可怜的猪吃糠咽菜已经是不错了，哪还有多余的精力长肉呢？眼看着年底快到了，可那猪却是光长毛不长肉，十个多月了，连四十公斤都长不到，还常常翻着白眼像是抱怨主人，气得主人们抄起棍子，在猪圈里追着猪一边打一边骂，半天也解不了心中的闷气。
三
我小时候常常帮大人干农活，其中最喜欢干的是秋天收花生。那时还是生产队，收花生时，大人小孩全部上阵，男劳力在前面用镢头从土里向外刨花生，女劳力断后把土抖掉，将花生秧子放成堆，最后是小孩子们挎着篮子捡拾抖掉的花生。每个人双手都在不停地劳作，每个人嘴巴也不闲着，专捡个饱的花生剥开往嘴里塞。田头休息时没有几个人说话，都在抓紧时间吃，每人跟前一个小坑，剥下的花生壳丢在小坑里，起身干活时再顺手把小坑埋掉。尽管老队长黑着脸，时不时地吼大家少吃一点，但大家照吃不误。我曾在休息时看到老队长也偷偷地背对着我们偷吃生产队里的花生。在那个油水奇缺的年月，一家七口人七公斤花生油要吃一年。收花生时，人的胃啥时享受过这种待遇，何况还是生花生，大人孩子一个个吃得跑肚拉稀。肚子虽然遭罪，但是嘴巴却享受了口福，何况就这么有限的几天时间，谁不抓紧吃啊！
那时候村里的文化生活非常丰富，每隔几天，村里就有自排自演的小剧场上演。剧场虽小，可节目丰富，台上演戏伴奏的，尽是村里的乡亲四邻。那时经常演的是《白毛女》《红嫂》以及一些文艺节目。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村里还能把《红灯记》原原本本地演出来，只不过京剧变成了山东吕剧。我的父亲还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磨刀人”的角色，整个剧组还到邻村进行节目交流，还受到好评！说来也神奇，当年那不过百十户的小村庄，竟也人才济济，吹拉弹唱无所不能。
那年那月，成就了一段特别的时空。那个年代虽然贫穷落后，但是人们夜不闭户，晚上邻居之间相互串门，孩子们成群地在街上打闹，一切都坦然透明，没有多少压力和负担。
往事历历在目。记忆既是对过往的追怀，也是对当下的映照，更是对心灵的叩问。而最珍贵的是，它让每个亲历者都成为了传承者，在回望中坚定前行的力量。
